军事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宋朝制置使有何特殊的战时经济职能？

军事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而任何战争的进行都必然是以经济基础为先决条件的，这是古今中外战争的一条普遍的规律残破币兑换。制置使是军事战争前沿的军事指挥官，掌握了比较大的军政权力，为了确保军事斗争的胜利就必须对战区的经济进行一定程度的管理，使之成为战争车轮的坚固辐条，这样就逐渐地形成了制置使特殊的战时经济职能。

一、筹措军粮、保障供给

宋朝政府负担着庞大的军费开支，这加剧了宋朝积贫的弊病残破币兑换。在北宋相对和平的环境中，军队开支问题一直是统治阶级内部讨论的焦点问题之一，但始终没有解决的可行方案。到了南宋时期，战事明显增多，募兵数量大增，而朝廷又无足够的财政支持，军费问题空前的严重了，在很多情况下，统兵官只能自行想办法解决。战区制置使统辖的军队比一般统兵官多得多，多数情况下也只能是因地制宜，自谋出路，尽最大可能去关注军队的供给问题。

1.征集粮饷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是兵法中对战争后勤保障的生动描述，粮饷无疑是冷兵器时代最重要的后勤供应，因为战争对后勤粮饷的消耗是一个“无底洞”，“一期之师，十年之蓄积殚；一战之费，累代之功尽”残破币兑换。制置使任一战区之统帅，统筹解决军粮问题是他所要面临的重大问题。绍兴二十三年，萧振出任四川安抚制置使，“军储适阙，全吏以窘告”，萧振“奏留对籴米八万斛以足军食，以其直归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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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庆元年，沿江制置司招籴米五十万石残破币兑换。和籴是制置使运用经济手段来征集粮饷的主要方法。和籴政策不仅对军队本身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也和制置使辖区的社会经济、民众的生活有密切的关联，因为和籴使军粮与市场发生了联系，其价格的浮动也直接影响到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

2.转变运输

军饷的筹措固然非常重要，但它的运输又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然后十万之师举矣”残破币兑换。更何况在古代由于技术条件的原因，粮饷运输还要受到诸多方面的制约。比如四川地区，地势崎岖险峻，交通十分不便，所以军粮运输很困难，“蜀之饱运，溯嘉陵江千余里，半年始达”，运粮时间的延长必然会使成本增加，这使不少制置使努力设计出理想的运输方案试图克服这一难题。

绍兴初年，席益创转般摺运之法，作为漕运六策之首，“欲于上涩之时，并运在阆、利近处，春水生后，一发运至军前，庶免如今年夏秋，顿至阙绝”，可惜当时未能真正实行残破币兑换。后胡世将出任四川安抚制置使，“乃复前大帅席益转般摺运之法，粮储稍充，公私便之”。

3.分配军田

让士兵直接从事耕作生产，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做到部分粮饷由军队自给，减轻国家政府的负担，所以制置使也将一些闲置的田地分配给士兵，作为军田使用残破币兑换。靖康元年，诏令陕西五路制置使钱盖及陕西、河东逐路帅臣相度措置，“将己分擘弓箭手田土，依旧改正拨还，所有新招到人别行给地，务要均济”。宝裕二年四月，朝廷认为“边兵贫困可闵”，而“闲田甚多”，便要求制司守臣“择其近便者分给耕种”。

军田的分配不但使战乱时期出现的大量荒地闲田得以利用，而且使士兵在一定程度上自食其力、养家糊口，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解除了他们当兵的后顾之忧残破币兑换。

4.管理马政

冷兵器时代骑兵的强大与否是决定一个王朝国防强弱的关键因素，而作为重要国防资源之一的战马，其数量和质量又直接决定骑兵的力量残破币兑换。宋朝尤其是南宋，由于失去了出产良马的区域，所以也加剧了其兵威不振的状况，但作为必不可少的供给保障，马政也是引起了制置使的重视。淳熙十三年十一月，四川制置司“通知马政”。

制置司有时还通过边境贸易来购得北方的良马残破币兑换。宝庆四年，两淮制府“贸易北马五千余，而他郡亦往往市马不辍”

二、管制通货、调控物价

宋代币制复杂，到了南宋时期尤其如此，政府发行的纸币主要有川引、东南会子、淮交、湖会、关子等，它们的流通区域各有限制，与各地区物价的波动息息相关，而四川因地域因素的特殊性更加明显残破币兑换。经济状况不断影响着战争形势的发展，这就使各制置使对本战区出现的重大经济问题必须进行干预，使之为本战区军事斗争服务，因此解决通货问题成为制置使经济职能的焦点之一。

绍兴六年十月，四川制置大使席益以便宜之权增印了钱引三百万缗，用于购买军储物资，“制司增印钱引始此”残破币兑换。制置使直接地掌握了发行货币的权力，他们增印钱币主要目的就是解决庞大的军费开支，一是支付各级官兵的俸禄。

绍熙年间，四川制司说：“戍兵生券，人月给会子六千，蜀郡物贾翔贵，请增人月给九千残破币兑换。”二是用于整饬军备之所需。淳祐二年，淮西制置大使司“出十七界褚币十万、米二万斛，令安丰军修武备”。

但是钱币的发行量过多又会造成市场物价的高涨，严重影响民众的日常生活，加上南宋发行的钱币种类繁多和换界的时间又长短不一，使人们无所适从，就造成了战区社会经济的混乱，所以制置使又必须适当对通货的发行和兑换进行必要的管制和监督，对物价的波动也要适时的进行全面的调控残破币兑换。

自席益首开印钱之例后，四川地区的通货膨胀问题日益严重，“四川钱引，近来印数多”，长期以来困扰历任制置使，各制置使在职期间都想尽各种办法试图加以解决残破币兑换。

宋孝宗时，四川安抚制置使沈介认为通过每次通货换界可以弥补前阶段通货贬值带来的损失，同时在征敛较重的地区可以用度牒来补充钱币的缺额残破币兑换。

钱引换界可以解通货膨胀的燃眉之急，但并非长远之计，因为新钱的印行照样可以失控，这样就形成了膨胀—贬值—换界—再膨胀—再贬值—再换界的恶性循环，而且每一次的后果比前一次更加严重，吏治的腐败使通货问题更是雪上加霜，再加上受到开禧北伐战争和吴曦叛乱的影响，到了嘉定年间问题就不断地暴露出来了，“商贾不行，民皆嗟怨，一引之直，仅售百钱”残破币兑换。

在这种情况下，制置使不得不介入其中，他们清除了市面上一千三百万引，剩下的仍然通行，又开启了金银置换收取兑引，之后民心稍安残破币兑换。

嘉定三年，制置司又与总领所一起收换九十一界钱引二千九百余万缗，同时制司“欲尽收旧引，又于绍兴、惠民二监岁铸三十万贯，其料并同当三钱”残破币兑换。嘉定九年，四川安抚制置大使司向朝廷建议，将换界的间隔时间延长，由三年变为十年，朝廷显然采纳了这个建议。经过制置司的积极干预，问题暂时得到了解决，从而稳定了战区的民心。

南宋后期，四川制置司还应朝廷之所求，输送印造钱引的纸张残破币兑换。咸淳七年，朝廷以行在纸局所造关子纸不精，“命四川制司抄造输送，每岁以二千万作四纲”。

其他战区的制置使在管制通货方面也有不少成效残破币兑换。李大性移知江陵，充荆湖制置使时，江陵当用兵之后，残破不堪，货币流通上也存在不少问题，“江陵旧使铜镪，钱重楮轻，民持赀入市，有终日不得一钱者”，李大性于是“奏乞依襄、郢例通用铁钱，于是泉货流通，民始复业”。

必须指出的是，一些制置使在管制通货和调控物价上的作为并不能改变王朝货币制度的败坏和物价的紊乱状况，这与南宋中后期经济形势的整体恶化是分不开的，同时制置使总是在主观上力图使本战区的货币政策为军事服务，这种权宜之策缺乏长远的、整体的考虑，在局势动荡不安的情况下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战区的通货危机残破币兑换。

三、干预税赋、创收赡军

制置使以军需为名插手经济事务以后，在战区税赋的征收上也有了发言权，表现出了极大的自主性，这必然要与地方财政税收发生某种程度上的矛盾残破币兑换。四川制置使汪应辰以“妨农废业”、“纵吏扰民”、“违法害教”、“长奸起讼”为由抵制四川地方官府征收的匿契税。绍兴九年，朝廷又命四川制置司措置诸路转运司的岁计问题，化解了都转运司与诸转运司在经费使用上的矛盾。

比较突出的是制置使经常要求积留地方州县上缴给朝廷的一部分税赋收入，以便让自己掌握使用残破币兑换。绍兴年间，利州旧宣抚司原有积缗二百万，守臣打算缴纳给朝廷，于是到四川制置司取拨，时任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成都府的萧振说：“此所以备水旱军旅也，一旦有急，又将取诸民乎？请留其半。”

制置使除了通过干预地方税收、强化地方财政的军事化色彩以为自己筹算外，有时干脆利用自身作为战区军政长官、手中握有各种权力的优势，试图加强对本战双区各种营利性行业的统制，增加制置使司的收入，通过各种“创收”来赡军养战残破币兑换。

酒、茶、盐等历来是宋朝国家垄断的专卖行业，它们自然成为制置使权力渗透的目标残破币兑换。因为这些行业的高额利润确实可以成为军队开支的重要来源，减轻朝廷的负担，所以朝廷也同意或是默认了制置使这种“创收”的做法。绍兴七年，四川制置使胡世将“即成都、潼川、资、普、广安立清酒务，许民买扑，岁为钱四万八千余缗”，后改人户买扑为官监，制司获利更丰厚。权四川制置使范成大上奏，将蠲减的酒课虚额“为蜀民代补赡军”。

此后四川制置司为确保自身在这些行业中获得高额利润，对盐业等实行了多次经营管理上的改革，革除了一些弊政，但总的说来，制司始终想把这个行业牢牢控制住，对民间的私营则以“犯盐法”为由持否定甚至打击的态度残破币兑换。

干预地方税收、通过创收增加军费，是制置使在战时经济权限扩大的突出表现，也是其战时经济职能的重要特征，一方面可以部分地解决军队开支捉襟见肘的窘迫状况，有利于战区经济的军事化；但另一方面也使制置使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增加了不少变数残破币兑换。

结论

以上我们简单地概括了制置使的经济职能，重在说明宋朝战时体制下制置使所采取的“以民赡军”、“以民养战”的措施，以及由此形成的特殊的制置使战时经济体制对维系王朝统治的重要意义残破币兑换。

应该说明的是，第一，制置使战时经济职能的履行与整个南宋时期经济发展的形势是分不开的，社会经济总体状况的好坏直接影响制置使经济职能行使的效果残破币兑换。第二，制置使以军事长官的身份来执行经济职能，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凭借军事强权来干预经济，是军事权力向经济领域的渗透，本身就存在不少弊端，随着南宋后期官僚系统的腐朽和政治统治的腐败，战时经济体制也不可能长期有效地维持下去，而一旦这种战时体制面临崩溃，那么王朝的命运也就岌岌可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