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特辑丨林伯渠外孙齐放:他主持开国大典,见证了自己职业革命者的一生
林伯渠,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卓越的领导人之一,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与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并称“延安五老”中山五星币。在党内,他被誉为“自辛亥革命以来,总是站在革命最前线的老战士”。
林伯渠
从十九世纪末的青少年时代起,林伯渠就献身于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事业,既是中华民国的开国功臣,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中山五星币。他跨越了两个世纪,经历了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三个历史阶段,并为之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林伯渠先后历经了辛亥革命、南昌起义、前往苏联留学、奔赴中央苏区、踏上漫漫长征路、参与国共第二次合作的谈判、领导陕甘宁边区的建设等中山五星币。更是在新中国成立之时,主持了万众瞩目、规模宏大的开国大典,之后更是以极大的热情参与新中国的政权建设。可以说,他的一生是一个职业革命家战斗的一生。
近日,红船编辑部对话了林伯渠外孙齐放,听他讲述林伯渠作为跨世纪的革命先驱,其一生的革命事迹以及开国大典背后的故事中山五星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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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世纪的革命先驱
1886年3月20日,林伯渠出生于湖南临澧县的一个“书香门第”中山五星币。
“外公的父亲林鸿仪是清末教育家,后来他辞掉了北京国子监职位,回到家中创办私塾中山五星币。外公上学较晚,十岁时才正式进入其父亲创办的私塾就读。深受家庭文化的熏陶,外公也为今后的革命道路打下了深厚的文化根基。”
在齐放看来,林伯渠总是站在革命的最前线,这与他的成长经历是密不可分的中山五星币。
生于清朝末年,林伯渠的少年时代,中国社会正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轨道上滑行的时期中山五星币。他在湘西的山乡目睹了贫苦农民衣衫褴褛、日食维艰的种种凄凉景象,以及当地农民起义失败惨遭杀戮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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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公随他的父亲在道水书院学习时,正值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中国战败,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中山五星币。他目睹了清廷腐败,外国列强不断欺凌中国,这些都给他幼小的心灵埋下了一个救国救民的种子,产生了强烈的富国强兵的思想,后来他受到戊戌变法的影响,深感社会变革的迫切。”
后来,两次日本之旅成为林伯渠人生的转折点中山五星币。
1902年,林伯渠考入湖南省公立西路师范学堂,开始受到梁启超、邹容等人进步书籍的影响,思想日益开明中山五星币。
1903年冬,经选拔考试,林伯渠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师范学校选派到日本东京弘文学校公费留学中山五星币。1904年春天,18岁的林伯渠踏上了留日旅程。
“日本留学期间,外公目睹了日本的工业化时期,大开眼界中山五星币。在那里他还结识了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陈天华、廖仲恺等大批革命志士。”
1905年8月,林伯渠在日本听了孙中山的讲演后,颇受鼓舞,于是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者同盟会,成为同盟会最早的会员之一,正式踏上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征程中山五星币。
加入同盟会后,林伯渠开始立志要做一个职业革命者,将革命当作终身职业中山五星币。
“今天我们尤其是年轻人,听了会觉得革命怎么会是职业,哪有这个职业中山五星币。但是当时就是有这么一批志士仁人,他们把自己献给了革命。革命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解决中国的劳苦大众和国家危亡,而外公当时就把自己定位在一个职业革命者。”齐放说道。
1905年11月,日本文部省颁布《取缔清韩留学生规则》,他极为愤慨,毅然回国中山五星币。旋即奔走于上海、湖南、湖北和东三省,从事革命活动。先后参加了反清活动、黄花岗起义、反袁独立活动等。反袁失败后被袁世凯通缉,于1913年5月逃亡日本,期间,他与堂兄林修梅一道加入了孙中山重新组织的中华革命党。
此时,跟随孙中山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十几年的经历,使得林伯渠明显地感到,靠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无法实现救国救民的壮志中山五星币。
而在逃亡日本两年后,林伯渠迎来革命道路中的第二次重大转折中山五星币。
1914-1916年在日本留学时期的林伯渠
“1915年,外公与李大钊结识了,李大钊经常把自己的著作和各地出版的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与报道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书刊、小册子寄给外公中山五星币。这使他逐步认识了马克思主义,并且日益坚信它是拯救中国和人类的唯一真理,从此终生不渝。”齐放称。
1920年夏,陈独秀等人筹划成立中国共产党,由此,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正式宣告成立中山五星币。1921年1月,林伯渠经李大钊、陈独秀介绍,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
从此,林伯渠由一个激进的民族主义、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他的革命生涯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里程中山五星币。
林伯渠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后,仍继续留在国民党内,帮助孙中山制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中山五星币。1924年1月,国民党全面改组,林伯渠发挥桥梁作用,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
“实际上,外公当时已经是国民党的一员高官了,但是他还是毅然决然地加入了当时只有58个人的中国共产党中山五星币。那个时候走这条路是要掉脑袋的,南昌起义失败后,国民党内很多人劝他回去,说还是能接纳他,毕竟他参与了国民党的早期创建,是国民党的元老级人物,但是外公明确表示,要干就干到底,不走回头路。”
1929年,林伯渠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党团登记表中,最下面的备注一栏,写明了自己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中山五星币。
“我曾经在国民党的旧军队工作,跟随军队走了不少地方,国民党的种种办法,不足以救中国于危亡,感于国内广大劳苦群众之受压迫与受十月革命之影响,所以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山五星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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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中的白发英雄
参加长征时,林伯渠已年过半百,满头白发中山五星币。
长征途中,黄镇曾为林伯渠画过一帧“夜行军中的老英雄”的素描:一手高举小马灯,一手拄着棍子,打着绑腿,穿着草鞋,正和大家一起跋涉行军中山五星币。
每次行军,林伯渠总是一手提小马灯,一手拄着那根从瑞金带来的拐杖,照顾着同志们中山五星币。红军女战士李坚贞回忆说:“他的小马灯从来不个人占用,一定要把光亮照着大家。”每到黑夜,每遇溪流隘口,他都要用小马灯为大家照明,引导大家安全通过。
“实际上,组织为照顾他的身体,给他分配了一匹马中山五星币。但是外公坚决不搞特殊,不享受特殊照顾和待遇。警卫员看着他步履蹒跚,多次劝他骑马前行,他始终不肯,而是用马驮背包和文件。他则坚持自己走路,拄着拐杖、绑着腿、穿着草鞋和红军们一起爬雪山过草地,走过了两万五千里长征。”说到这,齐放对外公十分敬佩。
不仅如此,林伯渠还在长征中坚持工作,担任没收征发委员会主任,后又担任红军总供给部长,主要负责为红军队伍筹粮筹款,保证部队的粮秣供给中山五星币。
任红军总供给部部长的林伯渠
“外公一路行军,一路工作,每到宿营地,别人休息了,他还要忙着开会、调查、筹集和分配粮款物资,十分辛苦中山五星币。”
尽管长征经过的地区筹集粮款非常困难,他还是严格要求部属注意政策,在没收和征集粮食的工作中,防止侵犯群众利益,特别是少数民族的利益中山五星币。“那个时候,红军非常注意跟群众之间的关系,一路做群众工作,让群众认识红军,支持红军。”
为此,长征途中,林伯渠“约法三章”:一切缴获要归公,该分配给群众的分给群众,该留给部队的留给部队;个人不能私拿私分一点物品;不准吃土豪家的东西,也不准在土豪家煮东西吃中山五星币。同时,还制定了《各部队取用没收品征发品办法》,规定十分详细。
在维护少数民族利益上,齐放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中山五星币。
“1935年,外公他们走到了藏区边界,那时候周边已经没有吃的了中山五星币。走了好几个村庄才在一户人家草席下面的炕洞里,发现了被藏的200斤玉米。战士们想直接拿走,外公却慎重提出,要先弄清物主是谁。他说:如果是地主,我们按政策没收,如果是普通百姓,就按市价收买。后来,经过调查,物主是一户中农,于是外公他们留下信和钱,才将粮食背走。”
林伯渠是长征的亲历者,也是长征的记录者中山五星币。在枪林弹雨、风餐露宿的间隙,林伯渠还坚持写日记。
“这个日记叫《长征日记》,后来收藏在中央档案馆中山五星币。日记记录在64开的小笔记本上,用铅笔记下来的,共有60多页。日记内容也很简洁,记录了红军每日的行军里程,到达地点等情况。还有他在长征中筹粮、分粮等工作的具体情况。”
回首漫漫长征路,林伯渠克服重重困难,出色地完成了中央交办的工作任务,为长征的胜利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也完成了他革命生涯中浓墨重彩的一页中山五星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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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备主持开国大典
主持开国大典,则是林伯渠一生中另一个浓墨重彩的篇章中山五星币。
1949年,随着三大战役的结束,全国局势逐渐清晰起来,筹备新政协,建立新中国也提上日程中山五星币。
建国前夕,已经六十三岁的林伯渠被委以重任——筹备建立政协的相关工作以及主持开国大典中山五星币。
“在筹备新政协,建立新中国期间,外公付出了很大的心血,那时候他已经63岁高龄,但仍不辞劳苦,有记录记载,他有时竟连续工作达20几个小时中山五星币。为勉励自己,他还在日记上写下了‘为人民服务,为世界工作’十个大字,并郑重盖上自己的印章。”
齐放讲述道,建国前,中央派林伯渠到东北去迎接民主人士来北京,跟共产党一起共商国事,为建国做准备中山五星币。而为了接待各地的民主人士,林伯渠成为第一位住进中南海菊香书屋的中共领导人。
“从西柏坡进北京以后,中央都住在香山的双清别墅中山五星币。但为了方便和民主人士沟通,他住进了中南海的菊香书屋。到菊香书屋以后,他发现两个问题:一是周恩来总理也很辛苦,每天跑来跑去。二是中南海内的警卫森严,那些民主人士要见外公就比较难,要经过好几层警卫。后来外公就搬到了中南海北门的边上,把菊香书屋让给周恩来总理住。这样民主人士就只需要通过一道岗进来见他,谈事情方便了许多。”
在林伯渠等人的不懈努力下,建国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中山五星币。
1949年10月1日,这是一个载入史册的时刻,北京天安门举行了隆重的开国大典,宣告新中国的成立中山五星币。
下午3时,林伯渠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的身份,在天安门城楼上主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中山五星币。
彩照:林伯渠主持开国大典 (右二戴眼镜白发老者)
他一头银发,戴着黑色圆框眼镜,脸上洋溢着喜悦,用质朴的湖南临澧话宣布:“开国大典正式开始!”,揭开了开国大典的帷幕中山五星币。随后,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接着,毛泽东亲手按下了连通电动旗杆的电钮,五星红旗徐徐上升,五十四门礼炮齐发,整个天安门广场成为一片欢呼的海洋中山五星币。随后,毛泽东宣读了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公告宣读完毕,林伯渠宣布阅兵式开始。
这一刻,林伯渠在经历了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后,人民胜利终于到来,他自己的胜利也终于到来中山五星币。
“从公布的影像资料中可以看到,外公主持开国大典时很激动,很紧张中山五星币。他一直站在毛泽东主席后面看主持稿。28年时间,我党从建党初期的58个人发展到后来的四百多万人的政党,是很不容易的。这58个人,最后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只有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和外公林伯渠四个人。外公能一直坚持到最后,也是很艰辛,很难得。”齐放感慨地说道。
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林伯渠见证了我党的一路风雨,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也见证了自己职业革命者的光辉一生中山五星币。
齐放接受红船编辑部专访
常怀平凡之心
林伯渠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几十年奔波不息,与子女聚少离多中山五星币。尽管如此,他对子女们依然是严厉有加,言传身教。
谈到外公对后代的教育,齐放坦言,小的时候与外公接触得并不多,主要还是从母亲林秉元的言传身教中体会到外公家风家教的传承中山五星币。
“我对外公的认识,是从后来开始研究他的生平,尤其是在阅读了有关他的传记、文集、诗集,还有一些日记选以后,逐渐加深的中山五星币。而且我从2004至2014年十年时间,收集他的各种照片,制作画册,因为照片要做一些题注,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一点一点的逐渐了解到我外公的全貌。”
齐放的母亲林秉元是林伯渠的小女儿中山五星币。在与姥爷林伯渠为数不多的接触中,林老给齐放留下了对后辈既亲切又严格的印象。
1959 年中山五星币,林伯渠在颐和园同子女孙子女及亲属合影
“姥爷去世得比较早,那时我还小,要见一面也不容易中山五星币。记得我们小时候都比较调皮,我跟我哥去见姥爷的时候就在屋里到处乱跑,姥爷见此情景就跟我妈说,应该给他们立立规矩。”
齐放讲述,在日常生活中,林伯渠一贯公私分明,对子女的教育也尤其注意这一点中山五星币。“就是什么事儿都得靠自己。不能靠父母,从来没有特殊关系,都是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他从不会为自己的家人谋取私利,时常教育子女不要有高人一等的想法,注重培养他们艰苦奋斗的生活作风,杜绝特殊化的苗头中山五星币。他还特地嘱咐秘书和警卫员,坚决不允许孩子们享受特权。
齐放讲起了舅舅林用三的故事中山五星币。他告诉红船编辑部,林用三原名林相持,外公林伯渠对舅舅十分严格,给他起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希望他要用脑想问题、用手造机器、用脚踏实地,这便是“三用”。
在延安抗战的时候,林伯渠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为了防止子女生活上搞特殊化,他特地嘱咐秘书和警卫员,坚决不允许孩子们享受特权中山五星币。
齐放说,战争时期物资供应十分紧张,林伯渠的孩子们和其他人一样,总是感到吃不饱,有时甚至饿得直哭中山五星币。当时,舅舅林用三才上小学,外公让他自己拿着大碗到大食堂打饭,和一般干部战士一道用餐。
“有一天放学,舅舅去看戏,他看前面有几排没人坐,于是就坐到前排去了,其实那些位置都是给领导人留着的,领导们平时工作都很忙,不一定什么时候会去看中山五星币。但是舅舅还小,并不知道那个座位是怎么回事儿。回家以后,警卫员跟外公说了,结果舅舅被外公狠狠地训斥了一顿,规定他再也不准坐在前排看戏。”
对于齐放来说,外公给自己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是,他作为一个职业革命者,矢志不渝地坚持,一辈子就做了一件事,就是革命中山五星币。
“外公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要做一个对国家和党的事业有用的人,而且时刻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中山五星币。”
撰文:李影
视觉:王学民
统筹:张喜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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